她推门进来，有一种惊艳的感觉。比我想象得娇小，比照片上美丽。人如其名——“美丽的玉石”，哈斯高娃就这样默默地在她自己的一方净土上绽放着，闪耀着。
乌兰牧骑战士
1977年，17岁的哈斯高娃被草原上的文艺团体“红色轻骑队”选中，成为了一名“乌兰牧骑战士”。
乌兰牧骑，蒙语意为“红色轻骑队”，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，是活跃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一只百灵。
周恩来总理接见过第一批乌兰牧骑演员。那时环境艰苦，演员们必须一专多能。下乡演出时骑着马，背着乐器和衣服。周总理称他们“乌兰牧骑战士”，从此也就流传开来。
“特别是现在，说起来就更亲切。”“我们既是战友也是队友。”哈斯高娃笑着说。
小时候，哥哥对她影响很大，经常带她“考这个考那个”，还要她在家里学习小提琴，非常支持她从事演艺行业。
她在乌兰牧骑唱歌、跳舞、做报幕员，后来因为有学习过小提琴的基础从而加入了乐队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全拿”，“一台晚会就耍我了。”——唱完歌赶紧去报幕，然后跑到乐队里坐着拉大提琴，完了又去报幕，间奏的时间就得赶快换衣服。“把我练就了军人一样的作风，动作必须快。”
那时，表演对她来说意味着“职业”和“工作”。
1982年，她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，也是内蒙厂的第二部电影——《重归锡尼河》。那时的内蒙厂还叫“译制厂”，只是把汉族电影翻译过来给牧区看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制作电影。
哈斯高娃是三个候选演员之一。
剧组要她们演小品，和男演员对戏。那时她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“小品”，以前的表演基础完全派不上用场。那时候人们的概念就是“上台跳舞只要笑就行，观众就会喜欢你。”
虽然最终被定为女主角，但是哈斯高娃“挺痛苦的。”她不会演，经常被导演骂，觉得“还不如回去唱歌跳舞呢。”
演完这部戏她就去了上海戏剧学院上学。那一年她19岁。
只要把工作做好主演就是你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哈斯高娃觉得演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要“当着那么多人又哭又笑”。于是，表演之于她，只被看做是一个职业，一份工作。
“是工作就要把它做好，……没有更意味深长的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也许正因如此，她没有去想尽办法和手段，没有去“拉关系”。熟知她的朋友都说：“哈斯你不适合当演员。”有时候她也会反省自己的被动，但仍无能为力。
这和她的性格有关，她是那种习惯倾听，“人越多话越少”的人。同时，这也和她的成长历程不无关系。“我们那个年代，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，主演就是你的。”
曾经一度，内蒙古大大小小的影视剧几乎都是哈斯高娃主演。
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部电影是《荒漠中的狮子》。当时，内蒙厂90%的人都反对，说哈斯的性格太内向，驾驭不了这个角色。但导演还是“勇敢地”启用了她。
最终证明她做得出乎意料的好，把那个风骚的，爆发力极强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。
她说喜欢和自己反差很大的角色，演起来“很过瘾”，能激发一个演员的创作冲动和激情。“你会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，觉得原来还能这样啊。”
最深刻的例子是《老旦是棵树》。那个角色和她的性格反差很大，后来导演说：“当时我们都有点儿后悔，怕你演不了。”而也就是从这部戏开始，哈斯高娃好像从表演中找到了快乐。
也许因为剧组的氛围很轻松，也许在某个时刻她有所顿悟。每天演完之后会感到很“愉悦”，哼着歌回来。演戏变成了一种“快乐生产”。
现在，演戏对哈斯高娃来说仍然是工作，但已经得心应手，想怎么表达都能做到。“所以你就不痛苦。”她说，“到这一步是有过程的。”
“也许有非常聪明的人一开始就会演戏，我不行，我太理智，太理性。”
完成不了工作是你的耻辱
她在演戏中学会了骑马。她说这和基因有关，因为父亲是一名骑兵。当然也离不开老艺术家们的帮助。
“那时候的老艺术家真的毫无保留地帮助你。”哈斯高娃虽然是蒙古人，但她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，草原上的生活对她来说仍有些生疏。
“他们会教你很多，比如骑马、打草、挤羊奶，挤牛奶……”每次表演哈斯高娃都是真的去挤奶、打草，真的去骑马，真的从马上往下跳……
她摔伤过胯部，撞伤过腰，这些伤痛年轻的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现在年纪大了又都回来了。“都是年轻时候造的。”
一次拍戏，12月，锡林格勒的湖水已近零下30度，而作为演员她必须下去。唯一的保护措施是一件打渔用的连体橡胶服。
“那个东西”进到水里就更凉，一下子把人吸住，气都喘不上来。
而她认为，演戏中没有特别的困难。她说越是艰难的，表演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戏，留下的东西也就越多。
“我们那个时代的演员，有困难了去克服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不去克服就是没有能力。完成不了工作，这是你的耻辱。”
演悲伤的时候不一定要悲伤到底
《冼星海》戏不多，但就在这部戏里她有点儿“开窍了”。
那是一场哭戏。冼的战友死了，他非常痛苦，女主角要去安慰他，告诉他她怀孕了，然后看着冼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在雪地上打滚。剧本的提示是“哭”。
但她哭到一半就哭不出来了，最后捂着脸笑了。导演连声说“好”，而这场戏也成为了最精彩的一场戏。“演悲伤的时候不一定要悲伤到底。”她说。
那时她眼睛里带着泪花，看到冼的得子之喜，想到朋友之死，那种悲喜交加的、无奈的、苦涩的笑，“很复杂的人性的东西就出来了。”
她仿佛突然知道了“表演是什么。”
哈斯高娃很喜欢的一部戏是《珠拉的故事》。这是出于对影片的喜爱，同时也是对自己表演的肯定。它在国内影响不大，但“看过的人都喜欢。”
它讲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和生活。那种淡淡的表演风格“很有内涵，很深沉，很生活，很女人”。有点像日本电影《幸福的黄手帕》。
谈到曾经和腾格尔的七年婚姻，她不愿多说。“没有什么。”她说。停顿了很久，“其实七年很快，一晃就过去了。”
“就是你可能会总结一下，当年有些事的处理方法可能会和现在有所不同，当年的性格也和现在有所不同，因为你要面对不同的人。”
“仅此而已。”
不要去突破它，你也突破不了
她说她更愿意出来演戏，毕竟不能脱离社会，毕竟还要接触人。“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不同的阶段就要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。”
她说，工作和家庭，“没有什么平衡。”
有戏她就走，没戏就在家，料理家务或者出去玩儿，她说都挺好的，“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”
“其实我特宅。”哈斯高娃笑着说。她愿意在家待着，喝喝茶，感觉非常幸福。
“我到了一个地方就不愿意动，出外景也是。”收拾东西的过程是她最不喜欢的。
这是她的生活状态，也是她的生活态度。
“这行不是那么好生存的。”人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光鲜的一面，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付出。她觉得自己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人们喜欢一件事，并为之努力，但不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。这种时候就要放平心态，告诉自己“这是我的工作。”“这个东西不要去突破它，你也突破不了。”
她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，父母给了她一个很好的条件，很好的资本，“可能就是我没有利用好。”她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。
她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满意，“没有什么遗憾。”但是，“如果还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，我也会狠狠地咬上一口。”
我是个完美主义者
演员是用情感工作的职业，“他们真的是在用五脏六腑去演绎别人的感情。”哈斯高娃认为，一个好的导演一定要很好地呵护演员，尊重他（她）的情感。这样演员才会没有防备心地相信所有人，才会在所有人面前去喜怒哀乐。
她说自己当不了导演，“我的能力有限，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。”她不会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来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烦恼。
这些年她推掉了很多采访，总是能想到一些理由来拒绝。比如没什么可说的，比如谈也谈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，比如最近也没有新作品……
别人总是向前冲，而她总是往后退。
“其实还是对自己不满意。”
她总是希望自己有大的成就了，已经“名副其实”了，再去说点儿什么。“我是个完美主义者。”
这或许和她之前的生活态度有些矛盾，但任何矛盾都能形成某个共同体。哈斯高娃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，人性的复杂亦是如此。
也许正因为这样，敏感的她才会把“人”演绎得如此深刻，并且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。
她现在最喜欢的一部戏是《孩子回国了》，海归剧的风格，反差很大的角色，有“上戏”情结的导演，这一切都令她感到轻松和愉悦。
戏中她饰演一个非常唠叨的母亲，“我都没见过那么唠叨的人。”往往是别人说一句台词，她得说半张纸的台词，还不能慢条斯理地说，要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。
于是她坐在那儿背了20天台词，要求自己台词“必须溜”，必须张口就来，决不能因为台词问题影响剧组的进度。
“我是大师姐，不能掉链子啊。”她笑着说。
她最喜欢的演员是梅丽尔•斯特里普，“她的戏太绝了！”《克雷默夫妇》她看了很多遍，每次都觉得表演“太生活，太生动，太深刻了。”
“总之，”哈斯高娃说，“不管我干到什么程度，都是我自己的努力，没有踩着任何人的肩膀。”她没有更多的豪言壮语，“也害怕说豪言壮语。”她笑着说，“达不到的话自己也累。”（杨晓萌撰稿/傅星纳供图）
